上海纽约大学文学教学副教授、奖学金项目主任Anna Kathryn Kendrick的著作Humanizing Childhood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pain（编者译：20世纪初西班牙儿童人文发展）近期荣获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颁发的凯瑟琳·辛格·科瓦奇图书奖（Katherine Singer Kovacks Prize）。

该奖项由美国已故文学及电影研究教授Katherine Singer Kovacs的父母Joseph和Mimi B. Singer于1990年捐赠设立，每年颁给一部以拉美和西班牙文化与文学为主题、以英语或西语出版的优秀图书作品。而本届角逐奖项的竞争格外激烈，据MLA执行主任Paula M. Krebs称，“本年度获得此奖提名的作品数量为近年最高。”

Anna Kendrick教授的著作最终从众多提名作品中脱颖而出。评委会这样评价这部著作：“Kendrick的研究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文学的‘白银时代’为背景，广泛而深入地审视了儿童教育与发育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发展。本书结构精巧、笔触细腻，为现有经典文本增添了新的思考维度，也将新的文本带入讨论范畴。”

“听说自己获奖时，我简直难以置信，因为能获此殊荣的多是我所敬仰的前辈！”Anna  Kendrick教授说道，“这会激励我继续深入探究儿童、教师和艺术家之间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生活、思想和人生轨迹，探寻他们如何反思教育、如何重新构建教育对于人生的意义。”目前，她正着手该书的西语翻译工作。

除此之外，这本著作还荣获多项国际大奖，包括由教育史国际常设会议（ISCHE）颁发的“ISCHE2021年度第一图书奖”（ISCHE First Book Award）等。同时，著作的论文版本也已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西语文化研究协会（AHGBI）和西班牙大使馆共同评为2015年度西语文化相关研究优秀博士论文。

MLA将于2022年1月8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年会上举行颁奖典礼。该协会成立于1883年，目前在全球100个国家有超23000名成员。MLA为成员提供交流分享学术成果和教学经验、探讨学术界发展趋势的机会，助力成员继续推动语言、文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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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周的首场活动——“疫情下与后疫情时期的音乐与生活”分享会于10月20日举行，校党委书记方守恩发来视频致辞，副校长吴志强出席并致辞。德国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克里斯蒂安·菲舍尔和副院长沃尔夫冈·瓦根豪塞通过视频表达了对同济师生的问候。分享会由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主持。特邀嘉宾、德国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校方代表、钢琴演奏家万捷旎以音乐为轴线，与观众分享了疫情下音乐人在不同国度的生活感受。

活动现场，万捷旎向观众介绍了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期作为古典音乐从业者的经历以及受到的影响，为大家现场演奏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109号》第三乐章。现场还播放了由德国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师生共同演奏录制的贝多芬《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第四乐章。本次音乐分享会通过线上平台现场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超百万。 

10月21日，美妙的音符再度在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奏响。万捷旎将精彩的音乐分享会带到了嘉兴，与师生和音乐爱好者分享音乐人生心得，并现场演奏。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德国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们无法亲临今年音乐周活动现场，但他们特别录制了精彩的音乐会视频暨“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线上音乐会，并于10月22日在同济大学官网德文版“Tongji Video栏目”上线，与爱乐者共同纪念这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董琦表示，同济大学德国音乐周自2015年首创以来，已走过了五载春秋，已成为我校对德开展艺术教育交流的载体，发挥了同济对德合作在全校艺术通识教育中的作用，同时也成为深化中德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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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Wilson）因“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拍卖新形式的发明”获奖。

两位获奖者研究了拍卖是如何运作的。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见解，为难以用传统方式销售的商品和服务设计了新的拍卖形式，比如无线电频率。他们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

获奖者背后的故事：斯坦福大学师徒档

保罗·米尔格罗姆1948年出生，1979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斯坦福求学时，威尔逊是米尔格罗姆的老师。1979年-1985年期间米尔格罗姆曾在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自1987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工程学院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与此同时，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研究员，以及SIEPR市场设计项目的主管。

米尔格罗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为多个独特但相关的物品设计拍卖。他和罗伯特·威尔逊一起提出了在美国销售无线电频谱许可证的最初设计。他为互联网广告和采购复杂服务设计了新的拍卖方式。对激励机制和复杂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对竞标者来说简单和直接的拍卖，与传统的拍卖设计相比，这种拍卖方式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

米尔格罗姆曾获得一系列重要奖项，2018年与罗伯特·威尔逊和另一名斯坦福教授戴维·克雷普斯（David Kreps）一同获得美国科学院颁发的约翰·卡蒂科学进步奖（John J. Carty Award），2013年获得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2008年获得西北大学颁发的内默斯经济学奖(Nemmers Prizes in economics)。

2020年，米尔格罗姆获得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颁发的“杰出院士奖”。颁奖词中称，米尔格罗姆是世界上领先的拍卖设计师，在过去的30年里帮助设计了许多无线电频谱拍卖，包括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进行的拍卖。他在拍卖设计和咨询方面的应用工作，为经济学家与更广阔的世界互动建立了新的方式。他也是一位具有非凡广度的理论家，他不仅为拍卖理论提供了基础性的见解，还跨越了现代微观经济理论的范围。

据谷歌学术，米尔格罗姆的著作被引用了超过10万次。

罗伯特·威尔逊1937年出生，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64年以来一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现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亚当斯接触管理学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1981年-2004年期间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员，2006年获得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杰出院士奖”，2016年获得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

罗伯特·威尔逊研究博弈论及其在商业和经济中的应用。他的研究和教学主要集中在市场设计、定价、谈判以及与产业组织和信息经济学相关的课题。他在石油、通信和电力行业的拍卖设计和竞标策略，以及创新定价方案的设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拍卖理论为什么能获奖？

拍卖每天都在买卖双方之间分配天文数字。现在拍卖不仅存在于私人领域，还遍布公共采购，例如频率、电力和自然资源，所有国家都在通过拍卖政府债券来获得贷款，欧盟拍卖排放配额以缓解全球变暖。因此，拍卖会影响到各个层面的人，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复杂。这是今年的诺奖获奖者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们不仅阐明了拍卖的工作方式以及竞标人为何以某种方式行事，还利用他们的理论发现为商品和服务的销售发明了全新的拍卖形式。

拍卖的结果取决于三个因素，拍卖的规则、拍卖对象的估值、竞标者所有的信息。拍卖理论可以解释这三个因素是如何支配竞标者的行为，还可以说明如何设计拍卖，以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当同时拍卖多个相关对象时，这两项任务都特别困难。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通过创造新的定制拍卖模式，使拍卖理论更适用于实践。

罗伯特·威尔逊创建了一个分析共同价值拍卖的框架。他描述了在真实价值不确定的情况下，首价拍卖的最佳出价策略。参与者将出价低于他们对价值的最佳估计，以避免交易失败而遭受“赢家诅咒”。他的分析还表明，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大，竞标者会更加谨慎，最终价格会更低。最后，威尔逊指出，当某些竞标者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信息时，由“赢家诅咒”造成的问题会更严重。那些处于信息劣势的人会出价更低或完全放弃参加拍卖。

分析同时具有私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中的出价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保罗·米尔格罗姆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米尔格罗姆的分析包含了有关拍卖的重要新见解，其中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拍卖形式如何处理“赢家诅咒”问题。在英式拍卖中，拍卖师以低价开始，然后抬高价格，竞买人观察其他竞买人退出拍卖时的价格，从而获得有关其估价的信息；由于剩下的竞标者比拍卖开始时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他们不太可能出价低于自己的估价。在荷式拍卖中，拍卖师以高价开始，然后降低价格，直到有人愿意购买，这种拍卖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信息。因此，在荷兰拍卖中，“赢家诅咒”的问题比在英国拍卖中更严重，后者导致最终价格更低。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原则，当竞标者在投标过程中对彼此的估价了解得更多时，这种拍卖形式会给卖家带来更高的预期收入。因此，卖家有动力在竞价开始前向参与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物品价值的信息。

拍卖形式的改进 避免“赢家诅咒”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不仅致力于基本拍卖理论。他们还发明了新的和更好的拍卖形式，以应对现有拍卖形式无法使用的复杂情况。他们最著名的贡献是，设计了美国当局首次向电信运营商出售无线电频率的拍卖。

1993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决定用拍卖的方式分配无线电频段。频段同时具有私有价值和共同价值属性。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部分与普雷斯顿·麦卡菲合作）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拍卖形式——同步多轮拍卖(SMRA)，一次拍卖同时提供所有物品（不同地理区域的无线电频段），以低价开始，允许反复出价，从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和“赢家诅咒”所带来的问题。1994年7月，FCC第一次使用SMRA时，它在47轮竞标中出售了10张许可证，总价达6.17亿美元，而美国政府此前实际上是免费分配这些东西的。

第一次使用SMRA进行频谱拍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许多国家采取了同样的频段拍卖方式，包括芬兰、印度、加拿大、挪威、波兰、西班牙、英国、瑞典和德国。仅FCC使用这种形式的拍卖，就在20年间带来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收益。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机制已经从频谱销售中产生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收益。SMRA也被用于其他领域，如电力和天然气的销售。

拍卖方式在后续被拍卖理论家进行了一系列改进，例如，米尔格罗姆还设计了组合时钟拍卖和两轮激励拍卖，在组合时钟拍卖中，运营商可以对频率的“包”进行投标，而不是对单个牌照进行投标；在两轮激励拍卖中，首轮无线电频谱的购买者可以将其转卖给其他人。

诺奖委员会表示，新的拍卖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基础研究如何能够随后产生造福社会的发明。这个例子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是同一群人发展了理论和实际应用。因此，获奖者对拍卖的开创性研究对买卖双方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解读

魏鹏举：拍卖理论可以更好实现文化数据资源资产化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拍卖活动是在人类历史上非常古老的、传统的经济活动，两位获奖者提出的拍卖理论对通过拍卖来实现的交易活动进行了新的合理的机制设计。

“拍卖是一个特别具体的领域，在我们的印象中拍卖理论的应用范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是我得知这两位经济学家获奖后稍感意外的原因，但是仔细想一想也确实有它的合理性。首先拍卖活动的对象很广泛，同时，从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来看，拍卖也是使经济活动更有效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机制。”魏鹏举表示。

针对在文化领域的应用，魏鹏举分析称，文化经济领域最需要拍卖理论支持的就是艺术品交易，除了传统的交易艺术品本身，我国现在还存在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等新的交易形式，能够对艺术品的抽象价值进行连续交易。如果能够比较早地引入经济学上的拍卖理论，我觉得可以有效避免曾经的一些弯路。

同时，他表示在文化要素领域，拍卖理论的应用空间是很广泛的。比如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我一直认为文博领域的文化文物数字资产，包括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甚至非物质化遗产数字化以后形成的数据资产，都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来进行合理的市场化交易和社会化应用。因为文化数据资源，具有公共价值，但目前定价缺乏统一的标准。通过拍卖理论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数据资源的资产化，让它们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另外一方面，他认为拍卖理论还可以应用到国有资产，包括国有文化资产的交易中。目前国有资产一般在特定平台下进行公开的挂牌交易，如果能引入拍卖理论，解决了估值和交易的难题，将有利于国有资产、国有文化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徐洪才：拍卖理论有助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拍卖理论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意义很大，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价格的形成机制，价格要反映供求双方的意愿，让双方都满意。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定价一直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目前金融市场的IPO定价也是采用的拍卖形式。两位获奖者有两大贡献，一个是罗伯特·威尔逊发展了具有公共价值物品的拍卖，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无线电频率、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同时，保罗·米尔格罗姆还提出了一个更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拍卖理论，优化拍卖的过程。

徐洪才认为，现代社会的拍卖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益，特别是一些公共产品的拍卖，两位获奖者从理论上做出了贡献。例如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无线电频率的拍卖，从供给的角度，无线电频率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但是从买方的角度，有价值评估的诉求，也就是不希望价格太高，拍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该理论还能够覆盖普通百姓，让他们实现效益最大化。例如新股发行时，很多企业会同时上市，投资者就可以进行比较，市场也能够得到合理的价格，也提高了市场效率。

“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这个理论意义更大。目前我国市场化的改革任务还没完成，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外公布。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要彻底解决问题，根本途径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徐洪才认为。他表示，在一些自然垄断领域，比如石油等能源资源的开采、电信频率等领域，拍卖还是具有独特使用价值的，可以通过拍卖进行优化改进。如果中间竞争不充分，就有可能内幕交易，形成“击鼓传花”式的交易定价。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实现充分竞争和合理定价是必要的，这也是拍卖理论的应用领域。

■ 评论

表彰拍卖理论，是博弈论的又一次胜利

2020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选委员会公布，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米尔格雷姆（Paul R.Milgrom）与威尔逊（Robert B.Wilson），以表彰他们在拍卖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52次颁发，之前已经有84人获得过这个奖励。

米尔格雷姆与威尔逊都是非常著名的博弈论专家。博弈论的教科书里流传着一些“四人帮模型”，也就是米尔格雷姆、威尔逊与另两位博弈论专家克雷普斯、罗伯茨合作，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经典的博弈论模型。博弈论作为微观经济学领域近几十年最重要的技术发展，已经彻底重写了诸多经济领域，比如契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而今年诺贝尔奖表彰的是拍卖理论，也是博弈论的又一次胜利。

这并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表彰拍卖理论。1996年，诺贝尔奖颁发给了维克里（William Vickrey）。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区分了四种基本的拍卖形式，从而开创了拍卖理论这个研究领域。2007年，诺贝尔奖又颁发给了迈尔森（Roger Myerson），他利用机制设计的方法进一步完善了维克里的理论，确立了“收入等价定理”在拍卖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米尔格雷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投入拍卖理论的研究之中。他在1979年的论文《竞争性投标的信息结构》中证明，拍卖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所以可以使用刚刚兴起的博弈论工具来探索拍卖问题。米尔格雷姆的方法揭示了拍卖如何有效聚集每个竞标者的私人信息，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接下来，米尔格雷姆又在《密封拍卖中的信息价值》一文中，提出了具有私人价值信息和共同价值信息的附加价值模型，将“收入等价定理”往前推动了一大步。

维克里当年提出，同一拍卖品使用不同拍卖机制的话，不管采用哪种拍卖形式，给拍卖方带来的期望收益都相等。常见的拍卖形式有四种，包括价格不断升高，价高者得的英式拍卖；价格不断降低，最先出价者得的荷式拍卖；竞标人分别在信封中写下自己的报价，价高者得的密封价格拍卖；还有竞标人分别在信封中写下自己的报价，报价最高者得，但只支付报价第二高者所报的价格，这叫二阶密封价格拍卖。但是这四种拍卖方式是等价的，都不会影响最终拍卖收益。

但米尔格雷姆意识到，竞标者对于拍卖品的估价可能与其他竞标者估价相互关联。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竞标者对拍卖品的估价发出强烈的信号，其他竞拍者看到这一点，自己的估值信号也会变得强烈。当越来越多的相关私人信息被揭示，传统的升序英式拍卖就会比降序的荷式拍卖产生更高的收益。如此一来，收入等价定理就不再成立。所以，米尔格雷姆的研究也为市面上英式拍卖远比其他形式拍卖更为流行提供了解释。

威尔逊也在同一时期投入到拍卖理论的研究中。他对于拍卖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基础性的，也有应用性的。例如他曾研究过整体拍卖和分担拍卖这两种拍卖形式的差异。在整体拍卖中，一项商品或者服务作为整体出售给最高报价者；在分担拍卖中，一项商品或者服务被分割成若干

部分，每一个竞拍者支付的价格正好使该部分的供给等于需求。威尔逊证明，对于拍卖方而言，整体拍卖比分担拍卖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有些情况下，分担拍卖的价格只有整体拍卖的一半。

1993年，米尔格雷姆和威尔逊参与设计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过去，联邦通信委员会只是通过听证会或摇号方式来分配无线电频谱牌照。但听证会非常耗时且昂贵，也无法保证把无线电频谱牌照授予最合适的机构。

而他们为这次拍卖设计了一种名为“同时向上叫价”的拍卖机制。在每轮拍卖中，竞拍人为自己想要购买的一个或多个频谱分别报价，报价不公开。每轮报价结束时，拍卖方只公布每个频谱的最高报价，基于此确定下轮拍卖中每个频谱的起始价。下一轮拍卖开始后，上轮拍卖的最高报价仍然保留，直到被更新的最高报价所取代。这种精心设计的拍卖方式，成功地避免了搭便车、合谋以及赢家诅咒等常见问题，最终大获成功，为联邦通讯委员会赢得理想收益。现在，这种拍卖机制也已被欧洲多个国家学习，应用到各自的拍卖活动中去。

所以，米尔格雷姆与威尔逊在理论上极大地推动了拍卖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同时又成功地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之中，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在过去的二十年

里，他们一直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终于在2020年获得了这项荣誉。

来源：
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梁捷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张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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